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其中包括广东省惠州市教育部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缺乏统筹规范，违规开展达标、签订责任状等活动炒股融资利息多少，增加了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

具体包括：惠州市教育局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未叫停有关达标活动，2024年10月仍然开展中小学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验收工作，要求学校对照100余项验收标准自评自查，准备每月防火检查、每日防火巡查、消防安全教育等各类台账资料；

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局2024年5月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安全专项工作，把应由专业部门承担的职责任务摊派给学校，安排学校全面排查校园周边水库、江河湖泊等重点水域，要求学生、家长频繁签订承诺书、责任书，把防溺水工作台账作为校长责任制考核和责任追究倒查的重要依据，非教育教学事务、过度留痕要求加重了中小学教师负担。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指出，一项针对中小学教师的专题调研显示，教师不仅要应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多种检查、评比和打卡任务，还要承担其他部门指派的任务以及一些创建类工作，涉及范围多达十余种。

大量非教学任务层层发布进入校园，成为基层教师难以承受的重任，使教育不再纯粹。教师行业如此，其他不具有相关职能的部门和人员同样如此。在一些地方形式主义的驱动下，“一锅烩”的现象就此产生。可以说，凡是行政权力触角可以达到的人员都可能被赋予相关任务。

《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对教师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考核。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考核机制也是为此制定的，教师没有排查水库风险等相关职责和考核要求。但类似的任务却被压到了教师身上，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泛滥到了随意“抓人头”的程度，这也是责任转移和分解的过程。教师因为身在体制内，业绩考核、工资发放等受到地方上的约束，于是被迫成了服务于地方形式主义的工具。

要改变这种情况，最根本的还在于根除一些地方的形式主义，尤其是要摈弃各种繁琐且无实际意义的考核。这些考核本身就是形式主义的体现。

去年8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就《若干规定》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时强调，《若干规定》要求地方和部门破除传统思维、路径依赖，以考准考精考实为出发点，切实优化精简考核体系、指标和方式，强调要化繁为简，不搞“繁琐哲学”，把基层干部从繁复考核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用到抓落实上。

只有将上述要求真正落到实处，才可能从源头上避免教师被迫服务于地方形式主义的现象。

2月5日召开的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健全有利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借调基层干部严管严控长效机制，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

上述通报强调：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若干规定》是必须严格遵守的铁规矩、硬杠杠；坚决反对热衷于对上表现、不对下负责、不考虑实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要做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加强全过程跟踪指导，动真碰硬督促整改，坚决杜绝表面整改、纸上整改、虚假整改。

如果这些“铁规矩”“硬杠杠”能够持续得到落实，会将更多人员从地方形式主义工具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真正把精力用到本职工作上，做好分内之事。教师如此，其他领域同理。

（作者系第一财经评论员）

李攻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相关人员明知违法也要执行，这也是形式主义逐步传导的过程，使得形式主义越来越没有边际和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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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及其行政部门偏离初衷的“内在动力”，一是形式主义驱动，二是趋利性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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